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

尝试看了几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但是没有一次可以在同一天内看完，前半段看了好几遍，后半段一直看不下去，因为人物关系太复杂，对很多细节不理解，这次终于在两天内看完并感觉好像“看懂了”。（如果当年去台湾前能有这样的感悟，路过建中的时候说不定会很激动吧哈哈哈，可惜那时候只去了建中附近的艺术馆，没有专门在建中前面停留…）
几年前第一次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小明好漂亮！她的面孔是如此空灵隽永。过去的我也会像小四一样，不喜欢小明如此随意地对待感情

闲暇时光越来越少，却仍在不觉间花了4个钟头看了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修复版，本片的英文片名是“A Brighter Summer Day”，但是在修复版问世之前，想必观众是无法在那黑漆漆的原始版画面中体会到半点夏日的清爽的，作为一位普通观众，我认为我应该向Criterion Collection对于本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经典电影的修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我首次听闻《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片时，此片便已经成为了华语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如同《悲情城市》、《霸王别姬》这些电影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带着圣光进入一代代年轻影迷的视线中的，但这些经典往往会陷入一种尴尬，要么先入为主的声名让观众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要么是教科书上的权威解读让很多人一早就放弃了亲自“检阅”的想法。然而笔者一来是个自以为是的狂生，二来基本没看过什么权威的电影学著作，因此并没有陷入前两者的困境。
把杨德昌的电影和台湾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似乎是西方评论家比较流行的看法

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数量，一旦有了这种品质就永远不会失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台北建国中学日间部初二学生茅武，在牯岭街上杀死了谈过恋爱的女生，被判型入狱。整整三十年后，与茅武同届不同班的杨德昌，拍摄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影片讲的是什么呢，240分钟的篇幅， ６９个明暗不一的角色，凑在一起讲的就是——
宁为玉碎的少年将如何面对相约瓦全的世界！
在幼小的身躯里，迸发出了唐吉诃德粗壮的呐喊声
没办法，未来模糊不清，过去不堪回首，然而选择就在眼前。你要选择沉默还是反抗，要选择低头或者扬眉。你要信任爱情，还是信任爱人；你要求父辈保护，还是挺身而出保卫父辈。你是为原则而生，还是为机遇而生；你是去做愁容骑士堂吉诃德，还是做乡下地主好人拉曼却。
“为了杜尔西尼亚，冲啊。”
然后，我们头破血流的倒在大人王国的风车前。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这个社会不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然后，我发现牯岭街有很多人讲方言。

外省人的处境地位和部分人的生活样貌，外表上穿着、打扮、口音、帮派都清晰，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社会现象。
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小明舅父，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这些人当中最大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
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中用别人的话来叙述他人的出场，烘托任务，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体现当时更多的整体社会环境。60年代的初期正好是一大部分人从外来地转入到台湾地区，这种人流的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干扰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牯岭街教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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