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了21世纪才开始熟知小津安二郎摄于1953年的《东京物语》，可以说时机恰到好处。
时值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期，紧随其后的起飞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20年里日本创造了太多的奇迹。看看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1953—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 10.9%，同期联邦德国为5.7%，法国为4.2%，美国为4%，英国为2.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50年只有 1.5%，1980年猛增为13.3%，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
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老二的位置轮到了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中国依旧及不上日本。然而就家庭这一环来说，真的是到了该看看《东京物语》的时候了。
高度的经济增长带来城乡的二元分离，城市的高收入是原动力，城市的高消费也打造着一个又一个中产阶级的美梦。抛下了在乡下三世同堂甚或四世同堂的慢节奏生活，年轻人如脱缰的野马奔赴城市。老人们被留在缓慢、封闭的乡下，只在逢年过节时备一桌好菜守候着儿女归来，又在儿女返城之后孤零零的吃上几天的剩菜——这样的场景
比意大利的《天伦之旅》更直击我心，可能这是亚洲文化中带有的那种温柔和欲说还休。两位老人给了我无限的感动，原本我自以为的理性生活，现在看来只是还没有尝尽生活。纪子的隐忍、贤惠、温柔，在我看来是有些愚的，可是我又对她非常非常心疼，心疼她何以温柔至此。
除了京子的天真善良，其余兄弟姐妹们的个性全都很实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太真实了，是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压榨成的一个个现实工具。如果大家能好好生活，如果房子能大一点，谁不想好好赡养父母呢？
最后再说回老夫妇
对小津电影的探讨，绕不开他本人的战争行径。他是否对侵华战争有所反思，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东京物语》侧重描述城市化进程中传统观念的解体、家庭生活的变迁，其中不乏对于战争的影射。失踪八年的儿子，独守空房的儿媳，都指向仍未消解的战后创伤。多年未见的老友，聊起当年入伍时期的经历，也都承认爱上过一位名叫小梅的歌姬。旧日乐章，犹在耳畔回响。当朋友说酒馆的妈妈桑长得像小梅时，其对于军旅生涯的眷恋，也呼之欲出。爱欲对象的丧失，是弗洛伊德眼中忧郁症的病因。无处安放的情感
这部电影在本质上并不是探讨亲情伦理关系，说到底，是思考生死的意义。繁华一世，终将落得孤寂凄凉，空无所依。所以，战争、家庭、事业、情感又有什么值得在乎的呢？
片中四位女性是美丽的：京子、幸一妻子、母亲，最美的是守寡的纪子。纪子和京子最后的对话引人深思：人都会变成那样，虽然我也不想。到最后，我们能得到的启悟就是：无论生存或离去，永久与变幻，一切都是无奈啊！
电影在一种流动的场景和情节中为我们营造出了日本性格所特有的宁静。这种宁静明显地灌注在两位老人黄昏落日般的性格里，不急不缓，乱中有序，彬彬有礼，代表着一种人生终极的境界。镜头基本是中距离的特写，以和式窗口和室内床榻为主要框架，人物的活动在小范围内远近拉伸，并延展出百态人生和甜酸滋味。可谓小中取大。
人情冷漠往往被冠以“自私”的俗名。大儿子幸一待人接物时若有所思的“嗯，嗯”，女儿繁一没心没肺的言行举止，孙辈们的冷淡疏远，都让大城市对人性的改变显得异常突出。就像纪子最后坚持认为的，人最后总是要变得自私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有没有意识到
《东京物语》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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